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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论文资源库 > 法学研究 > 法学理论 > 民间借贷案件证明过程之分析

民间借贷案件证明过程之分析

作者:期刊论文资源库

2014-07-01 14:58 字体:   打印 收藏 

摘 要:摘要: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激增,妥善解决纠纷方可维护社会稳定。证明借贷关系的基础证据是当事人陈述及书证,其中书证主要包括借据及转账凭证。书证既有优越性,也有局限性。民间借贷案件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不同的阶段有“举证完成”与“后果承担”两层不同的

关键词:民间,借贷,案件,证明,过程,分析,摘要,近年来,民间,借贷

摘要: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激增,妥善解决纠纷方可维护社会稳定。证明借贷关系的基础证据是当事人陈述及书证,其中书证主要包括借据及转账凭证。书证既有优越性,也有局限性。民间借贷案件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不同的阶段有“举证完成”与“后果承担”两层不同的意义。经验法则、测谎技术皆可运用于证明过程。法官应全面、客观地审核各种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对证据进行综合评判。民间借贷案件应确立以法律真实为基础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关键词:www.qikan51.cn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民间借贷案件;证明
    一、从一个案例谈起 [案例一] 原告肖某起诉称:2009年2月25日,熊某向肖某出具一份借条,内容为:“兹借到肖某100万元,月利息2%,2009年5月25 日前归还。”次日,肖某从银行取款100万元现金给被告,被告至起诉未还款。一审法院认为肖某既有借条又有取款凭证,借贷关系合法有效,支持肖某的诉讼请求。熊某上诉称,借条系被迫写就,取款凭证及肖某的陈述不足以证明款项已交付,应进一步查明款项的来源及支付情形,请求法院指定鉴定机关对双方进行测谎。肖某不同意测谎,熊某申请对其本人进行测谎。二审法院未同意熊某的测谎申请,但二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双方确认熊某出具借条的当天并没有收到款项,借款合同在当天未发生效力。肖某提供的取款凭证只能证明肖某取款的事实,而不能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熊某上诉请求合法有据,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肖某对熊某的诉讼请求。案件来源: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厦民终字第2781号民事判决。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机构主体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额的金钱出借给另一方,另一方到期还本付息的双方民事法律行为。根据 《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司法解释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等规定,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4稿),民间借贷的主体应为自然人和非金融企业(包括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是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可有效缓解企业流动资金周转难,满足个人急需,弥补金融信贷不足。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些企业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案件激增。不少民间借贷案件,涉案金额大,涉及人员多,社会敏感度高,妥善解决纠纷方可维护社会稳定。民间借贷纠纷中当事人应证明借贷事实,法官审理时最大难点是事实认定[1]。本文将结合本案,重点分析民间借贷案件涉及的证据、举证责任的分配、经验法则与测谎技术的运用、证明标准等问题,对此类案件的证明过程进行梳理,以期对民间借贷纠纷的妥善解决有所裨益。
  二、民间借贷案件的证明基础——当事人的陈述与书证民间借贷案件中,最常见的证据形式即为当事人的陈述与书证。当事人陈述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63条,第一种证据形式就是当事人的陈述。多数民间借贷立有借据,有书证及当事人陈述等多种证据形式,然而有些案件当事人主张以现金交易,没打借条,仅有当事人的陈述,此类案件的处理对当事人和对法官都是考验。
  (一)民间借贷案件中当事人的陈述
  当事人的陈述是当事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有关言语行为的概称[2]。在民间借贷纠纷中,作为案件的亲历者,当事人就案件事实的陈述包括与案件本身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在诉讼中向法官作出的与案件有关的法律事实或证据事实的陈述。关于法律事实的陈述,诸如借贷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等;关于证据事实的陈述是当事人提出的用以证明某种证据真实与否的事实,诸如关于借据真实与否的陈述。若将民事诉讼视为是一种言语行为的过程,那么几乎所有的诉讼活动都终将转化为语言活动。语言是我们存在于世间的基本活动模式,在关于自我的认知与对世界的认知中,我们为语言所包围[3],当事人的陈述就是一种最基本、最主要的诉讼行为。若将诉讼置于一种交往行为的语境,那么当事人的陈述就是当事人的交往行为,依据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诉讼是典型的交往活动,经历着工具理性至交往理性的嬗变,寻求以商谈伦理为指引的理性交往[4]。
  在民事诉讼中,并非所有的当事人陈述皆可作为证据,只有能够证明案件情况,对查明争议事实有法律意义的当事人陈述方可成为证据。另一方面,当事人陈述要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根据,还应当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当事人拒绝陈述,不影响法院对案件的认定。参见:《民事诉讼法》第75条。当事人陈述的证据效力客观上已弱于其他证据,这一规定进一步削弱了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地位。
  现代司法民主精神要求充分尊重诉讼主体的主体性,诉讼主体的观点应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表达,尊重主体意见的差异性。在诉讼中,应赋予当事人均等的陈述权,反对压制不同观点。民事诉讼正是通过当事人陈述这种方式完成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法官之间观点的交流,从而接近事实、发现真相。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中,断不可置当事人陈述不顾,应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结合相关证据作出裁判。
  (二)民间借贷案件中的书证
  民间借贷的书证主要有:借据(有借款合同、借条、欠条等形式)与支付凭证(有转账凭证、收条等形式)。借据用以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支付凭证用以证明借款的支付情形。民间借贷纠纷一旦发生,这两种证据并非缺一不可,但两项皆无则着实难以证明存在借贷关系。
  1.借据
  古语道“民凭字据官凭印”,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最直接证据。借据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我国留存已久。据史学家考证,现存最早的借据可见于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周礼·秋官·朝士》有“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的记载[5]。借据作为书证,可帮助裁判者获得最有效的信息,达至内心确信,但其形式为何,从未有统一、具体的规范。有的借款金额高达数百万,仅在便笺、信纸上书就,除此别无他证。有的借据仅写明借款金额、借款人、借款日期,没有约定利息、还款期限等内容。有的借据则是完整的借款合同,借贷双方共同签字、约定利息标准、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约定违约责任(如惩罚性违约金)、约定实现债权的费用的承担方式(包括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评估费、律师费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诉讼或仲裁)、选择诉讼的,甚至约定好管辖法院。有的借款合同还有特别声明条款,如借款已经全部交付,合同系出自双方真实意思,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订立,双方一致同意合同中的条款为公允条款等。这类借款合同内容完整、形式严谨,俨然出于专业人士之手。这一方面表明当事人法律意识提高,另一方面也可推测有些民间借贷是专业放贷[6]。
  2.支付凭证
  通常包括银行转账单、转账记录以及借款人的收条等。支付凭证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证明出借方已将借款交付借款人;另一种是证明借款人已将款项归还给出借方。一些民间借贷案件仅有转账单作为支付凭证,没有借据,使案件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法院的判决结果各异。
  [案例二]原告王某诉称,2008年10月28日,被告李某在东北出差时打电话向原告借10万元,期限1年。李某给原告发短信提供账号,帐号户主荣某原告不认识。原告当日即转款,嗣后被告拒不还款。原告曾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李某和荣某的刑事责任,也曾向法院主张由荣某返还不当得利,皆未果,现要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借款10万元。李某主张原告给荣某转款系偿还同年5月8日向自己借的款。原告否认向李某借过款。李某未能提供原告借款的相关证据,法院判决李某应偿还借款。案例来源: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2012)巩民初字第643号民事判决。
  [案例三] 原告林某诉称,应被告周某要求于2009年7月至2010年5月间向被告在工商银行湖北某支行开设的账户多次打款,共计57000元。被告拒不归还。除转账凭证外无其他任何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无借条及其他证据证明讼争款系借款,释明原告撤回起诉,以不当得利诉求另行起诉。原告不撤诉,法院判决原告败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例来源: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648号民事判决。
  上述两个案例都是原告仅有转账凭证无借据的情形,判决结果迥异。[案例二]中,法院认为大量民间借贷关系以口头合同形式缔结,原告陈述其转款时被告在外地,未出具书面借款协议合乎情理。被告主张原告转款给荣某的款项系偿还之前的借款,因被告不能提供该借款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王某虽仅有转账凭证,但其陈述合理,最终取得胜诉。[案例三]中,法院认为,根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4条的规定,借款人应提交书面借据。林某向周某账户汇款,只能证明双方存在经济往来,林某既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也无法证明双方就借款关系另有约定,且周某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由林某承担举证不能后果。
  (三)书证在民间借贷案件中的优势与局限
  书证是以文字、符号、图画等表达的思想或者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文件或其他物品[7]。上述借条、收条、转账凭证皆为书证。因文字、纸张、印刷术皆较早在我国使用,客观上促成我国重视书证的传统。西周时期书面契约便已成为证据[8]。如《周礼·地官·小司寇》有云:地讼以图证之。秦汉时对借贷、买卖、租赁等重要契约要求必须做成书面契据[9]。宋代十分重视书证的证明力。明清时期的契约诉讼中,只要所签契约明确无歧义,司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就能据证下判[10]。
  书证因其内容确定、内容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直接关联,易于判断且载体稳定等特点,在我国近、现代民事诉讼中得以强调。《经济合同法》强调合同除即时清结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1986年我国申请加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时对该公约第11条声明保留,强调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1986年12月11日我国向《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提交存核准书时提出两项保留意见:1.不同意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只同意《公约》适用于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2.不同意用书面以外的其他形式订立、修改和终止合同。2013年2月我国政府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撤回对《公约》第11条的保留,不再将合同形式限定为书面,使得我国《合同法》与《公约》对合同形式的规定实现统一。1999年的《合同法》虽不再强调书面形式,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仍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于对言词证据(当事人的陈述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有相当的顾虑,如民间有“人言未必真,听言听三分”的俗语,我国民事法官对言词证据的采信一贯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证明十分强调书面证据。从世界范围看,并非仅我国民事诉讼重视书证。在大陆法系诸多国家,书证同样有着重大影响。书证优先原则在1667年的法国《司法改革王令》、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皆得以确认,在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同样产生影响。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没有所谓的书证优先原则,而是有口头证据优先的传统,但并不等于书证在英美法系国家并不重要。英国学者边沁将书证分为先前成立的书证(指双方当事人通过签字达成的协议)、非正式书证(指信笺、便条或日记的摘录等)和书证式询问(指通过其他案件的审理而获得的证人证言或在书记官面前所作的声明)。边沁认为,先前成立的书证具有较高的证明价值,当事人不能用口头证据推翻或代替[11]。
  书证的特点决定其具有优越的证据品质,相对言词证据,更契合民事诉讼的要求。民间借贷案件更加依赖于书证,因为借贷关系的产生本身就是当事人的合意,借据是对合意的证明,支付凭证是支付款项的证明。上述[案例二]、[案例三]皆仅有一份书面证据,其余皆为当事人陈述,法院判决截然相反,孰真孰假,难以判定,书证的局限性暴露无遗。转款凭证记载的只能是转款的事实,当事人基于何种原因转款,是借、是还、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还需综合运用证据规则,分配举证责任,达至内心确信,寻求法律真实。鉴此,我们应当重视并确立书证运用中的证据规则,建立民事证明的评价标准。[案例六] 樊某起诉姜某要求其还款60万元,并出具一张欠条。姜某称欠条是樊某以自杀相威胁逼迫其写下的青春损失赔偿费,非真实意思表示。法院认为姜某承认欠条系自主书写,其主张受胁迫却未能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该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无法认定,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来源: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民终字第2001号民事判决。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基本确立客观事实是司法证明的理想,法律真实是司法证明的现实标准的理念[38],应在法律真实的基础上坚持客观真实的理念,在公正程序中发现案件真实情况[39]。民事诉讼强调以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及裁判的准据,追求以证据作为基础的真实,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40]。法官根据证据证明的真实可能是与过去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完全相同,即事实真相即客观真实;也可能极为接近或大致接近;但也可能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最高人民法院承认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后,对审判实务的影响是显著的。法官不必再拘泥于坚持客观真实的标准,减少法官因事实问题而被迫调解、拖延裁判或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的避险行为。但在过去一段时期,过于强调法律真实亦使实务界产生认识上的混乱[41]。一些法官以法律真实为借口拒绝去努力发现接近真相的案件事实,使民众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这促使我们应建立以接近真实的内心确信为法律真实的证明评价标准。
  在[案例六]中,姜某声称其出具欠条实属无奈,是樊某以自杀相逼要挟其写下,欠款实为青春损失赔偿费。在审判实践中,法院通常不支持有悖“公序良俗”的“青春损失费”、“分手费”,债务人以借款为“青春损失费”、“分手费”等进行抗辩的情形时有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4稿)》第12条规定,因下列原因引发的借贷不予支持:1. 因不正当两性关系产生的“青春损失费”、“分手费”等有损社会公序良俗的情感债务转化的借贷;2. 因赌博、吸毒等产生的借贷;3. 有违家庭伦理道德的借贷;4. 其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借贷。本案法官在没有其他合法、有效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官凭借据认定双方当事人借贷关系合法有效[42]。这种审判理念还是法官基于书证的优先原则对证据事实作出的判断。片面地强调书证优先指引下的法律真实原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法官结合案件的审理情况与更多的信息来源发生更为直接的联系与接触,单纯拘泥于书面材料,不利于真正实现正义[44]。本案完全存在着欠条上所写的60万元欠款即是“青春补偿费”的可能。本案姜某强调的是欠条是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法官以其无证据证明其受胁迫,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得出的结论是局限于书证的法律真实。证据不仅要借助于当事人、证人等自身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办案法官的对证据事实的认识,方可发挥其作用[45]。60万元毕竟不是6万元,假如说,本案的法官能够就借贷双方之间的关系、贷方是否有相应的财产能力、外界因素的影响、款项支付方式再进一步调查,或许会有不同的结论。
  结论:人们基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将讼争交予公众心目中正义的化身——法官。尽管可能存在偏差,有公正程序保障的发现案件真相的裁判无疑会是最令人信服的裁判。强调证据真实原则对国家的法治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它将促使人们在民、商事活动中强化证据意识,在借贷关系发生时注意保存好证据,有意识地收集相关证据,一旦发生纠纷在证据上方可占据优势地位。在民间借贷案件中证据显然是法官所要认识的客观对象,在证据有限的情况下,法官只有以符合法律和诉讼程序的证据作为基础,依证据规则,追求证据真实,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判,方可定纷止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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